跨年演講系列報告:我們該如何應對教育的變化和挑戰?

距離“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還有4天,今年的主題是“基本盤”。為了更好地給你呈現這個主題,我們委托了6位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教育專家沈祖蕓老師,整整用了8個多月的時間,尋訪了100多位教育者,實地考察了25所各種類型的中小學校和12所世界知名高校,將獲得的成果匯集在了這門新課《全球教育報告》中。

我們搶先選出一講,帶你看看在全球范圍內,教育都有什么變化。無論你是一名學校教師、教育從業者,還是關心孩子的家長,或是關注自我成長的終身學習者,都歡迎你,打開這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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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承擔著為社會培養人的重要責任,但是當培養模式和社會需求、時代發展發生錯位時,教育必然面臨著巨大挑戰。

2019年11月,教育部發布了2020年新增9大專業的消息,哪9個?有氫能技術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服務、跨境電子商務、研學旅行管理與服務、冰雪設施運維與管理等等,都是當前需求最旺盛的專業,5年前這些需求根本不存在。
其實年初的時候,教育部就已經進行過一次本科專業大調整,撤銷了416個老專業,增加了241個新專業。一年兩次專業調整,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又深入地統計了一下,從2015年到現在,僅僅4年時間里,我們國家實際撤銷的專業高達924個,新增專業將近8000個,是不是有些出乎意料?
過去,我們都知道新行業誕生、新崗位更迭的速度在加快,但是肯定感覺不到會這么快,快到如果你是一個大學生,很可能剛畢業,所學的專業就沒了。
學校里學的工作中沒用,職場急需的學校又沒教,于是,我們變得特別焦慮。
我在「得到」上做過一門課叫《小學生家長必修課》,我每天都能在后臺收到100多條留言,讓我特別吃驚的是,80%的留言都會提到兩個字:焦慮。
比如有個鄭州媽媽,給孩子報了3門學科的補習班和8個才藝素養班,把孩子放學后和雙休日的時間全部填滿,自己也辭職當起了全職媽媽。她向我咨詢,孩子上課總是注意力不集中,還會打瞌睡怎么辦?我回答她,少報點班吧。她立刻就急了“那怎么行啊,比起隔壁誰誰誰我已經算少的了,再不報要輸在起跑線了”。
如果我們把視角拉出來,看看全世界,其實各國的焦慮都一樣。
美國有個媽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人類學家,寫了本暢銷書叫《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展示了即使在曼哈頓,再有錢的貴婦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育兒焦慮。還有芬蘭,雖然已經被公認為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體系,他們也在研究怎樣才能避免成為第二個諾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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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這些現象都很正常,回顧過去百年,每一次科技的巨變必然給社會帶來焦慮和不適應。尤其是智能互聯時代所帶來的焦慮,似乎更猛烈一些。

為什么?因為這個世界不再按照領域來劃分了,而是由挑戰組織起來的。今天你無論分數考得有多高,專業學得有多深,如果不能到真實世界里去解決一個個具體而復雜的問題,不能將所學轉化為應對一個個挑戰的解決方案,那就會不適應。

設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法律專業畢業的高材生,一旦到了律師事務所工作就會發現,你首先遇到的挑戰是,怎樣高效地搜集材料,怎樣讓別人愿意與你合作,如何與客戶快速建立信任關系,都非常具體。在所有這些“挑戰”面前,你需要的遠遠不止打官司的技能,而要嘗試調動以往經歷、連接各種資源,去學習新的東西,才能把事做成。
再比如,一個中文系畢業生也是一樣,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作文大賽,你遇到的挑戰,都是類似于給某某產品寫個文案,給某某公眾號寫篇文章,給領導的某次演講做個PPT……這些事單憑寫作能力是遠遠不夠的,你需要與產品經理溝通,需要研究公眾號面向的受眾需求,需要站在領導角度換位思考等等。
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知識的門類和專業分工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對人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求卻越來越高。
如何培養真實世界中的問題解決者,來適應不確定的未來?世界各地的家長、社會、國家都在期待教育給出確定的答案。
于是,教育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
從知識傳授轉變為能力為本,讓每一個學生從被動學習走向主動學習,擁有應對未來各種挑戰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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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挑戰,今年我在世界各國行走中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從中我洞悉到影響未來的三個小趨勢。

第一個小趨勢,學校組織變革序幕拉開。
美國有一所12年一貫制的學校,叫阿克頓學院,這幾年開始出名。它分布在美國六個州的50多個聯盟站點,每個校區的學生規模都只有10-100人,我們叫它——小微學校。
由于小微學校的學生很少,所以它的組織系統與傳統學校完全不一樣,沒有部門和層級,沒有年級和指定的班級,也沒有統一的教材、進度和標準化考試。
學生會通過完成一個個項目來展開學習,比如,在沒有老師手把手的情況下,設計一個具有現代公用事業功能的智能城市模型,并與真正的設計師一起同場PK等等。在這種組織系統的支持下,師生關系質量提高了,老師能關注到每一個人的學習進展,給他們提供個別化指導。
像這樣的學校,美國這5年已經生長出了1萬所,占它總體中小學比例的三分之一。這些小微千姿百態,有三年去12個國家進行旅行學習的思考全球高中,有把學習場景搬到六家大型博物館的公共博物館學校,還有和商業領袖合作的NUVU學校等等。
當大規模、流水線式的教育無法滿足多樣化的學習需求時,各國的教育都拉開了由規模大小而引發的,學校組織變革的序幕。
第二個小趨勢,后高中時代來臨。
里斯是一名美國的高中畢業生,雖然已經被哈佛錄取,但他選擇先參與到“全球公民”的間隔年計劃中。他在西非的塞內加爾一待就是七個月,給當地的一所小學當義工,幫助婦女識字,還為那里的高中生辦了一個英語研習社。 
間隔年計劃 (gap year),意思是高中畢業后,已經被大學錄取的學生可以申請延遲入學,讓自己停頓半年或一年,通過游歷世界、志愿服務、扶貧援助等方式,想清楚“我是誰”“我要到哪去”,完成一次人生目標的自我確認后再出發。
像里斯這樣申請間隔年的學生,今年在哈佛大學有將近100人。這還不算什么,間隔年協會的創始人伊森·奈特告訴我:“美國現在每年都會有三四萬的高中畢業生選擇間隔年,今年的總體人數已經超過了5萬人。”
當我們在拼命搶起跑線的時候,世界開始了停一停、想一想的間隔年,因為比教更多知識重要的是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成為自己,后高中時代的新選擇就這樣出現了。
第三個小趨勢,學習發生在真實世界。
今年,我在日本還看到一所有意思的學校叫N高中,創辦才4年,在校學生人數就超過了11000人。相當于4年辦了10所大規模學校,還是在近5年日本有12萬中小學生輟學的情況下,你看這所學校是不是很有意思?
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認為,最關鍵是學校破解了“如何讓學生在中學階段把熱情與熱愛有效轉化為志趣與職業”這道難題,那就是連接真實世界。
N高中的投資方是當前日本最大的電影娛樂公司角川株式會社,學校專門招募了20位研發人員,只做一件事,到日本的各個城市、企業去發現問題現場。
比如,他們了解到豐田試圖應對新能源時代挑戰,正在開發新產品,就與豐田建立項目合作,讓N高中的學生直接參與到最前沿的工作現場。
請注意,這可不是以往學徒制的職業教育模式,而是平等互利的教育新模式。企業可以從中收獲最沒有思維框框的“鮮榨創意”,學生可以在真實世界中學習,培養面對時代挑戰所最需要的問題解決能力。
在這種模式下,N高中今年有18位畢業生直接進入了頂尖創意企業,從事編程、插圖、設計、音樂、電競等工作,企業同時也給他們在全球配備了最強的資源,幫他們打通向大學、行業制高點終身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在最富有創意和熱情的年紀直接投身于創造未來的時代洪流中。
其實,學校組織變革序幕拉開、后高中時代來臨、回到真實世界里學習這三個小趨勢,都是在教育應對挑戰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
這些探索和變化背后,其實都與教育的七個要素有關,它們分別是:組織、空間、教育者、學習內容、學習方式、教育目標和評價體系。
在我們的課程中,我會依次深入到每一盞燈的層面,帶你去看看2019年各個國家都做了哪些探索。

摘自:沈祖蕓 羅輯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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