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厭惡那種黑暗,你就應該成為你喜歡的那種光 | 《人間世》秦博 一席第408位講者

秦博,紀錄片《人間世》編導。他和同事在上海十余家醫院蹲守近兩年,拍了一部10集紀錄片《人間世》。和常見的“妙手回春”宣傳不同,它呈現了事實殘酷的另一面——人想救命,但命不由人,醫患沖突、人間百態都被真實地記錄下來。

我做批評報道的時候,經常會把魯迅的文章作為自己的圣經。經歷了這么多生死的故事之后,我在醫院里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如果魯迅的文章真的是圣經的話,我應該是讀給自己的。《圣經》里那些人性的弱點從來都不是別人的,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別人,而是要求自己。

 

醫院里的人間故事

秦博

我叫秦博,來自上海電視臺,是一名記者。

在做記者之前,我在一家航空公司做飛機維修師。這個職業,可能大家聽起來貌似還是有一些風光,但是實際我當時做的最多的工作,是調整座椅背后的小桌板。小桌板邊上有兩個螺絲,這樣擰一下,就可以調整水平。我在飛機的機頭要把所有的小桌板都這樣拿起來,然后從機尾開始一個一個地調,一直調到機頭。如果有一個桌板不夠水平,師傅就會罵你。那個時候我心里就暗暗在想,我說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要和機器打交道了,所以我就換了一個專業,考了個研究生,后來到電視臺做了一名記者。

 

但是在做記者之后,我幾乎是每一年都要“換”一份工作。電視的深度報道和紙媒還是不一樣的,紙媒的話,有的時候重要的場景沒有參與進來,它可以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遍;但是電視的新聞報道就很難辦,因為我們必須把現場最好看的那個畫面拍下來。

為了拍這些畫面,我做過賣病死豬肉的老板,金融保險員,也做過一個大型批發市場里的運貨工,還做過大型外企生產流水線上的中國工人。

 

這是當時做病死豬肉時的一個現場。隨行的司機在臺里頭是開小轎車的,因為他有卡車的執照,我們就給他租了一輛大卡車。我們要從上海開到山東,3000多公里來回,去進3噸病死豬肉作為樣品。

 

 

我偽裝成肉制品加工廠的老總,去和當地的這些地下產業鏈、真正幕后的老板打交道。兩個攝像師,一個攝像作為我的助理,另外一個攝像再租一個車跟在我們后面,以防不測。

 

凌晨三點鐘我們到了一個隱蔽的倉庫,那些工人就給我們搬病死豬,就是用農村常見的編織袋裝的。

 

 

但是這個冷庫他從來不讓你進,也不讓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所以我們開著卡車上了高速公路之后,我又坐上另外一輛車回去了。因為我一直覺得那里頭是一個重要的畫面,我應該把它拍下來。如果被人發現的話,那我們就全部都暴露了,我也就不可能站在這里跟大家來分享我的經驗了。

我們做的是深度新聞報道,特別是做了一些批評類的報道。今天想一想,前前后后,因為我們這些報道,有將近20個人入刑。但是今天不能在公開場合去講這些報道的原因是,很多報料人我們必須幫助他保密,還有一些涉密的問題。但是我特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話是:我們記者應該是兩只眼睛,一只眼睛瞄準了黑暗,另外一只眼睛就看到了亮光。這是我真實的體驗。

 

這是我們兩年前開始策劃,想在醫院蹲守拍攝一個紀錄片。兩年的時間,我和同事蹲守在各個醫院,去看醫院里的故事。這個片子雖然是在我們的地方臺播出的,誰知在全國范圍內卻廣泛地傳播。

 


 

這是我在上海的瑞金醫院進行蹲守拍攝。

 


 

其實在拍攝的前面這一年,我們沒有進行任何的攝像,只是去醫院,化身一個醫生:跟醫學生是一樣的,學醫學的基礎知識,穿上白大褂,每天早上七點半跟著他們去查房,然后開會。在搶救室里頭,我們學基礎的搶救知識,在手術室學無菌規范。

一年之后我們的攝像才進入了這個現場。因為我已經具備了一些相應的醫學知識,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拍合適,在什么場景當中可以進去。醫生也非常信任我,這樣的話我可以不影響他們。在搶救的關鍵場景,我們有的時候還要給攝像器材做防菌服。

 


 

我想說說我在醫院里的幾點體會。第一個當然是醫患關系。這是上海市瑞金醫院心臟外科病房的一個監護室。底下的一堆小板凳是病人的家屬晚上坐在這兒守夜的。

 


 

這堵墻,墻那頭就是重癥監護室的護士、醫生,包括他們的病人。有的人說,這堵墻聽到的禱告比在教堂里聽到的還要多。在墻的那邊護士是12個小時不眠不休,因為她們要看監控儀器上的表格。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有一堵看不見的墻,這是我體會非常深的。

 

我在普外科的時候,就曾經看見過一個老大爺,掛完號直接到醫生的辦公室,進去沖著醫生說:“你們這個醫院太黑了,怎么能這么貴。我掛的是普通外科,為什么給了我一個專家號?”這個醫生就有點詫異,說:“我就是專家呀。”老大爺說:“我明明掛的是普通外科,那就應該是普通大夫,你怎么可能是專家呢?”

“普通外科”這個稱呼實際上鬧出過很多的笑話。當時昆明暴恐襲擊的時候,因為很多都是砍傷,國家衛計委當時在北京的協和醫院,派了普外科最好的專家到現場去救治。結果呢,網上的網友就噴了,說國家都到什么時候了,你們怎么還派普通的大夫,不能派高級的大夫嗎?

 

實際上大家對于醫學的不了解,陷入到一個不在同一語境里談話的局面。類似這樣的案例其實還是非常多的。我在急診室蹲守的時候,因為病人來往非常多,都是輸液的,護士忙不過來。有的時候這個病人就看自己的點滴,已經快滴完了,他非常著急,就直接喊:“服務員,服務員,過來,滿上滿上。”

 

我們在麻醉科蹲守的時候,醫生跟我說過他們有一次做完手術,手術很成功,但是因為病人是麻醉的,有一個逐步復蘇的過程。醫生在推著病人進入病房的過程當中,會提醒病人“放輕松、張大嘴、深呼吸”。可這個病人恰恰姓張,他因為麻藥沒有過,仿佛聽到別人在譏笑他,說他嘴大,叫他張大嘴,第二天他就把這個醫生給投訴了。后來麻醉科里再遇到張姓的病人,醫生們就尤其小心,他們不敢說張大嘴,只敢說“放輕松、深呼吸”。

 

這些都是醫生的吐槽,但是你如果站在患者這一方,你也能聽到很多的吐槽。

 

我們相信很多患者還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來到醫院,其實就是想把病治好。但是到了醫院之后,非常緊急的情況下,醫生也是必須要拿出一個知情通知書讓患者簽字。有的時候可能醫生比較忙,態度就不是太好,那患者就覺得命在別人手里,只能簽字。簽完字醫生走了之后,他們就會跟我們抱怨,說我們很理解醫生,但是為什么到了醫院會憑空地冒出這么多的風險?

 

這就是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有的時候我回答不上來,只能在各個方面去觀察。但是我知道,有一個醫生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醫鬧。他是誰呢,他叫黃飛鴻。那個時候還是清朝的末年,兩廣總督張之洞還給他寫過一個匾叫“醫藝精湛”。黃飛鴻其實可以含笑九泉了,因為現在有的醫生真的是在練功夫、練拳腳了。

 

我第二個體會是關于醫學。我有的時候在想,醫患之間有些不信任、矛盾,怎么樣才能克服呢?很多時候大家都在說我們需要醫改,需要體制上的改變,這個沒有錯。但是體制改變之后,是不是醫患矛盾就自然地緩解了?我覺得至少在我們不了解醫學的情況下,這個矛盾依然會存在,信任依然不會建立。

 

這是我經過大半年的培訓之后,能夠站到心臟外科主任趙強的身邊,我就看著他做心臟的手術。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會覺得還是挺震撼的,但是我在現場會有另外一番感受。為什么,因為在外科手術當中,他是拿電鋸鋸開人的胸骨,然后用高頻的電刀一點一點地把皮膚劃開。為了讓這個人不流血,高頻電刀都是高溫的,是會把肉烤熟的。那在現場,你除了會看到這些畫面,你還會聞到這種帶著血腥氣的烤肉的味道。

 

病人其實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他有麻醉,看不到這些,但是有一次就比較恐怖了。旁邊的手術室在做骨科的外科手術,大家可以想象,它是電鉆再加上這種嘀里哐啷的聲音。這個時候隔壁心臟外科的病人推了進來,這個人沒用麻藥,他本來已經心理建設了好幾輪,覺得沒有問題、可以手術了,一聽到那個聲音,突然就崩潰了。他說怎么這么可怕,醫生就輕輕地給他彈回去說:“隔壁在裝修,你不用慌。”然后趁著這個病人不注意,給麻醉醫生使了一個眼色,麻醉醫生趕緊把藥打好給他注射進去,然后他就睡著了,手術繼續進行。

 

大家在上面這張圖上可以看到插著很多管子,其實人最主要的生命通道有兩個大的管子,叫主動脈和主靜脈,它是連接心臟的。主刀醫生在剪這個主動脈的時候,大家都是身子往后一仰。我因為第一次見,很新鮮,就把臉往前湊,想去看怎么回事,結果一股血就直接噴到我臉上,我也不敢動。但是在那一刻,我就開始真正地接觸到現代醫學究竟是什么樣子,它怎么就發展到了今天。

 

 

這個醫生叫沃納·福斯曼,他在1929年的時候是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當時的外科已經非常發達了,但是有一個論調,講的是心臟是外科永遠抵達不了的禁區。為什么,當時的人們覺得心臟停跳就一定代表著人的死亡,所以心臟是人最神圣的一塊地方,外科是不可能到達的。

 

 

這個年輕的醫生做了一個什么實驗呢?他找了一個橡膠的導管,就這樣插進自己的靜脈,然后就一直捅一直捅,直到覺得自己心臟有點難受了,那可能是進到心臟里面。他就跑去讓伙伴拍了一張胸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胸片邊上是有一個異物進入心臟的。

 

 

那這個實驗說明了什么?說明了導管是可以通過血管進入到心臟,那一些藥物就可以注射進去,那么心肌炎等一些疾病就可以去治療,進行外科的干預。他在20多年之后才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

 

也就幾十年的時間,現在的醫學發展成什么樣了呢?這是在心臟外科手術上用的機器,叫體外循環機。

 

 

這個機器是干什么的?非常神奇,它可以讓人不呼吸,心臟也停跳,但是還依然存活。其實道理很簡單,它就是通過這樣的導管把人的靜脈血抽出來,然后經過這樣的機器處理成動脈血,再打回到人的體內。醫生可以趁這樣的間隙進行心臟的縫合。

 

如果現在來看的話,幾十年的醫學發展醫生已經好像是神仙了——我可以讓人不死嘛,但是醫生真的是神仙嗎?

我們在心臟外科的重癥監護室一直蹲守,拍到這樣的一個案例。這個轉運床上躺著的年輕人,他患有急性的心肌炎,狀況緊急到了醫生只能在轉運床上給他做心肺復蘇。推到監護室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送到二樓三樓的手術室。怎么辦?就是布簾子一拉,現場就要開刀。

 


 

他的心跳是停止的,但是外科手術需要在他的腹股溝側拉開一個口子。怎么辦?醫生就在旁邊拼命地做心肺復蘇。大家可以想象,一個無菌的環境,這邊在做著心肺復蘇,他的身體就在這樣抖。醫生要用手術刀拉開他的皮膚,然后尋找血管,就像剛才的福斯曼一樣插入導管,那么有可能這個年輕人就有機會。

大家可能覺得,好幾十年前的人已經可以將導管插進去,那現在應該不是太難。但是,我們拍了幾個小時,心肺復蘇一直在壓,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已經發紫了,但他的心臟功能還是零。零意味著什么,就像一個氣球一樣,所有的血管都是因為這個心臟不動了之后,全部萎縮在一起了,導管插不進去。

 

 

我們在影視劇上經常能看到的是,到了這個時候醫生會走出病房,跟大家說對不起,我盡力了,那代表著這個人已經不行了。但是實際上,真實的狀況是人的死亡是有一個過程的,盡管知道這個已經沒有用了,但是醫生還是要在不斷地做心肺復蘇,而且這個是演不出來的。為什么,它的力道之大,是有可能把胸骨壓碎的。我們在影視劇當中看到的那些按壓其實都是假的,因為真的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醫學界為什么流傳這樣的一句話,叫“有時是治愈,時常是幫助,總是在安慰”。這句話其實就是表示,醫學即使再發達,它也是無法到達那個邊界的,有的時候真的是無能為力。

 

我們又拍到一個案子。這個人叫王斌,他患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病叫馬凡綜合征,一般很難活過30歲。

 

 

這個病有一個特點,他的血管會自己生長,而且無法控制,所以就像塑料袋似的,有一天長到一定程度就會破掉,破掉就會大出血死亡。那怎么辦?醫生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他全身上下的主動脈全部換成人工血管。

 

這其實是非常難做的一個手術,在全中國可能也沒有幾個人能接下來。瑞金醫院的趙強和他的團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設計這臺手術。16個小時,不間斷地進行血管縫合,一點一滴地換成這樣的管子。這個手術竟然成功了。

 

 

但是第二天,病人就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腎衰竭,他的媽媽就這樣在床頭抱著他哭。

 


 

我也很沮喪,因為我跟拍了一整夜,醫生也很沮喪。我就很納悶,我說為什么,我們的設計都是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趙強就看著我,他說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所以我們可以覺得現代的醫學發展得太神奇了,醫生盡管是有通天的本領,但是他還是人,他不是神仙。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畫面。這是我們在視頻監控拍到的,一個家屬在無法接受最壞的那個結果的時候沖進了搶救室,一把掐住了車在前醫生的脖子。

 

 

車在前是我們一個拍攝的主人公,我們曾經跟拍了他48個小時。

 

 

他在48個小時當中搶救了三個人,有兩個是老年人,一個是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到最后沒有搶救成功。這個年輕人只有24歲,僅僅是在過生日的時候去外面吃了一頓海鮮,海鮮有點不新鮮,引起食物中毒,細菌感染。

我的第三個體會,是關于死亡。

 

我們也拍到了很多這樣的案例。這是一個上海人,50多歲,他的肚子都扁掉了。在他生命的最后關頭,家屬沒有去過多地去苛責醫生,而是突然想到這些器官能不能給別人用,就把他的器官捐掉了。

 

 

主動捐獻器官在我們國家的觀念當中是非常罕見的,也是瑞金醫院的第一例。醫生進行器官摘除手術之后,他們向他三鞠躬,給他換上了壽鞋,送他走。

 

 

同樣,我們在華山醫院拍到一個四川的家庭。他的孩子也是20多歲,突然就有一個腦腫瘤。因為華山醫院的腦外科非常好,他們就千方百計轉到了華山醫院,但是醫生也沒有辦法,他還是腦死亡。腦死亡的時候,家屬也是把孩子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有一個細節,當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要簽署“放棄治療”這四個字的時候,這個爸爸是公安廳退休的老干警,但是仍然無法下筆。足足待了有五六分鐘的時間,最后才把字簽掉。

 

 

這個女孩叫張麗君,她只有26歲,是上海本地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結婚不到一年,懷著身孕,但是患了胰腺癌。她在生命的晚期,給孩子錄下了18年的生日祝福。她覺得這是給孩子成長的一個最好的禮物,她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孩子知道母親是非常愛他的,也希望家人都能夠理解她這樣的舉動。

 

 

她還偷偷地瞞著丈夫,讓我們給她錄下了一段視頻。這段視頻是一首歌,唱的是張國榮的《共同度過》。她希望如果最壞的結果發生后,能用這樣的方式有尊嚴地向丈夫告別。歌詞里頭有“風雨里都不退 謝謝你陪伴我”。

 

 

車在前最動人的故事其實發生在后面。海鮮中毒死亡的那個年輕人的家屬,在中秋的時候給車醫生發來一條短信。短信上說,孩子現在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們全家盡管很悲痛,但是正在逐步地走出來,醫學臨床有各種風險,我們看到了你的辛苦,中秋快樂。

當時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機器沒有停。車在前醫生念完短信之后,他自言自語說:“這個病人我沒救活,但是感謝信卻來了。”

 


 

你經歷過這種故事就會發現,其實人的教養是裝不出來的。平時的時候你可能會裝一裝,但是到了醫院,在生死面前,所有人的教養是裝不出來的。這就是為什么矛盾有的時候會頻發的一個原因,因為大家用真實碰撞真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我做批評報道的時候,經常會把魯迅的文章作為自己個人的圣經。我批評別人,我說這就是中國人的弱點,這就是人性的弱點,國民的劣根性。經歷了這么多生死的故事之后,我在醫院里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圣經是宗教信仰,如果魯迅的文章真的是圣經的話,那他是我的信仰,我應該是讀給自己的。《圣經》里那些人性的弱點從來都不是別人的,從來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別人,而是要求自己。

 

我有時候在想,假如我的親人也面臨這一天,醫生拼命救,但是沒有成功,我在巨大悲痛的同時,還能夠想起來謝謝醫生付出的努力嗎?我覺得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的是文學家夏衍。他有一天突然非常難受,秘書看見說我趕緊去叫醫生。夏衍這時候忍住劇痛,把這個秘書重新叫回來,說:“不是去叫,是去請。”然后秘書就走了,等回來的時候,夏衍就倒在書桌上,再也沒醒過來。

這句話其實讓我感悟很深。我們現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醫生的負面報道,或者是醫患之間的負面報道,因為這些個體事件,我們對于醫生整體職業上的尊敬現在有些淡化了,但是他畢竟是救人性命的,我覺得他是值得讓我們尊重這份職業的。

 

我把這樣的故事拍進了紀錄片里。其中有一句話,是瑞金醫院心臟外科趙強的微信簽名。他寫著“每天都要開心”。這個開心當然不是指心情,因為他每天是要做手術的,他是需要打開胸膛,打開別人的心臟。這句話在醫務工作者的各種群里轉,大家都告訴我說這句話好平常,但是不知道為什么聽到了之后就是鼻頭會酸,會想哭。

 


 

我覺得我們的片子其實拍得并不是太好,但是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的價值觀,能夠感動一些經歷過現實無奈的人。醫生最困難的不是經歷剛才說的那些這樣那樣的失敗,而是面對失敗帶來的種種挫折卻沒有丟失最初的熱情。

 

我們把片子的名字叫作《人間世》,是取自《莊子·內篇》。其中梁啟超引用《莊子》的典故說過這么一句話,叫“飲冰十年,難涼熱血”。其實說的是醫生,也是說給我自己。我們有的時候真的不必要等到環境都變好了再去做,如果你厭惡那種黑暗,你就應該成為你喜歡的那種光。

 

還是梁啟超。其實梁啟超早先就發生過一個醫療糾紛,甚至說是一個很嚴重的醫療事故。他在晚年的時候開始尿血,去北京協和醫院看病,醫生當時診斷,說他的右腎上有一個花生米般的腫瘤,有可能是癌癥。梁啟超很害怕,說切了吧。結果醫生把他的右腎切下來,進行病理分析,一看,這個瘤是良性的,所以梁啟超就繼續尿血。他周圍的朋友覺得非常生氣,因為這屬于明顯的誤診,甚至坊間都流傳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把梁啟超的好腎切了下來,壞腎留著。

 

梁啟超怎么做的呢?他用英文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名字叫《我的病和協和醫院》,然后交給了協和醫院,放在他的病歷卡的底下。信的大意是說醫生沒有把我的腎切錯,醫生發現了這個腫瘤,只不過它是良性的,可能屬于醫學發展的有限。他跟身邊的人說,因為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始接受西方醫學,這樣的事情傳出去可能不太好,會影響到大家的判斷,中國人可能又開始退卻了,不再相信西醫。

 

2016年我結束了瑞金醫院的蹲守拍攝,兩年的醫院生活,我還是挺享受的。

 

我這次坐飛機的時候,還專門把小桌板打開,看看是不是水平。我有時候在想,調小桌板的這個年輕人是什么樣子。我回憶起自己之前做的那個選擇,說不跟機器打交道,我現在是和人打交道,做新聞報道。我有時候想,我們一篇報道能不能端得平,不比調這個小桌板容易。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摘自: 秦博 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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